中国食品安全要重重防卫

　　三聚氰胺的阴影还没散去，“染色馒头”、“回炉面包”、“瘦肉精”猪肉、“牛肉膏”、毒血旺、硫磺姜等等食品安全事件，又在中国大地一再撩拨起民众愤怒的神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最近，又有媒体曝出，“东莞作坊竟然用化粪池水熬地沟油”，“残渣里还有卫生巾”，实在令人作呕、难平其愤。
　　
　　仅靠道德无法构筑起“黑心食品”的隔离墙
　　
　　古人有云“民以食为天”，面对食品制造领域的乱象丛生，人们不禁发问：现在还能吃什么？还敢吃什么？人们一日三餐所能接触的食物，都被动了手脚，还有什么值得信任？因而面对食品，大有“谈食色变”之势。那些敢于将中国人当动物养的恶劣行径，一再凸显了社会道德崩溃、人心变黑的危机。连一国总理都愤愤地道出：恶性食品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的言论。
　　
　　为了宣传教育食品安全，中国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近日印发《食品安全宣传教育工作纲要（2011―2015年）》，要求生产经营单位负责人和主要从业人员每人每年接受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科学知识和行业道德伦理等方面的集中培训不得少于40小时。
　　
　　我们不能不说，在一个张举“礼义廉耻”的文明大国，将食品安全事件归咎于道德滑坡是合乎中华人性的道德预设的。可以说，任何罪行的产生都是当事人“道德防线”失守的结果。这一点作为行政首长的总理，从社会全局进行“点题”是无可厚非的，也具有深层考量和全局性意义。
　　
　　但是，人们也需明白“道德问题不能仅仅靠道德手段来解决”。如果说伦理道德是促使一个人行善的“内生动力”，表现了一个人的内在操守；那么作为道德底线的法律则是避免一个人趋恶的“外在阻力”，是社会共同体对个人施加的必要规制。要使一个人不作恶，将社会道德要求内化为其行为准则毋宁是最理想的，这也是“人之为人”的最高伦理要求；但是，人并非圣贤，在市场社会过高地抬高“道德自律”的约束作用，架设“道德乌托邦”，在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还没到来之前，恐怕并不能取得理想结果。
　　
　　食品安全问题是信仰与监管体系“双重溃败”的结果
　　
　　当前，食品安全事件大有“按下葫芦浮起瓢”的态势。媒体曝光的食品安全事件几乎每天都有新的版本，几乎每天都有新的爆发地点。面对金钱利诱，小作坊敢为之、正经经营场所敢为之，甚至连跨国大超市都想趁乱分羹。那么这些问题究竟出自于哪里？
　　
　　实则，食品安全事件仅仅是社会道德溃败的一个节点，不能将其孤立地看待，将“黑心食品”仅仅局限于食品监管领域。马克斯曾经说道，“资本家来到世界上，每一个毛孔都浸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但是，我们发现，制造这些黑心食品的主角除了少数几个大企业以外，更多的都是大大小小的作坊和地下窝点，也即是说在恶性食品安全事件里，抛弃道德操守的不仅仅是资本家。这反映出一个问题，“道德溃败”并不仅仅发生在某个阶层，任何一个“钻进钱眼”的社会个体，都有可能成为食品安全犯罪者。而这个假设，在“一切向钱看”的信仰体系中，尤其真实而具体。
　　
　　当社会信仰整体溃败，道德正义被金钱收买，流通货币成了一个人生活的中心时，社会溃败发生的速率就很容易大规模提速。这一点，中国学者孙立平早就发出警示，在他看来中国社会溃败已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潜规则盛行，并成为基本的为官为人之道；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强势利益集团肆无忌惮，严重侵蚀社会公平正义；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普遍丧失；社会信息系统高度失真，统计数据的弄虚作假代表了体制性的信息扭曲。
　　
　　不管怎样，要保证人们的食品安全，提高企业家的“道德伦理”水平和自律能力，有其必要性，但是恐怕并不能完全抓住问题的要害。就比如，一个人的心黑了，再怎么美白，都改变不了他恶劣的本质。而这个心，就是生活在当下的信仰体系。当一个社会“道德不张”、“正义失守”，人们信仰丧失，被金钱俘虏的时候，任何美好的事物都要被扭曲的价值观所践踏。更为可怕的是，当执法部门都无法赋予法律体系的最后尊严、守住道德溃败的最后防线，那么食品安全问题只能成为一再发生的“可持续性灾难”。从这个角度来看，食品安全事件确实是“道德滑坡”与“监管失灵”的必然结果。
　　
　　摆在中华民族面前的课题不应该是“带着问题飞速发展”，而应该暂时停下脚步，及时修理发展所遇的毛病，修正发展方向，否则必然要追悔莫及。对于能够“牺牲三代中国人”的食品安全问题，必须要从重构全社会信仰体系、重寻人们发展所追求的尊严与意义入手，为人们的生存构筑“道德伦理”与“严格监管”的“双重防线”。